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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“個人頻繁跳槽,信用将成問題”,憑什麼?

        發布時間:2019-05-07

        【華興為您關注】今日話題

                “個人頻繁辭職和就業的話,他的信用肯定就成問題了。”近日,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葛平安的一席話,引發熱議。随後,浙江省人社廳表示,這句話針對的是惡意頻繁跳槽行,正常的跳槽不會影響信用分。然而,還是有很多網友擔心,這會影響自己的自主擇業權。

          誰來判斷頻繁跳槽是惡意的?

          葛廳長的這一席話,是有語境的。在座談會上,有企業大倒苦水——不僅招工難,留住人才也很難,讓員工提前一個月離職,要賠經濟補償金……但“員工要走,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。”

          面對企業的抱怨,葛廳長表示,員工要走,接下來也有制約措施,“我們馬上要推進人社的信用體系建設……個人頻繁辭職和就業的話,那他的信用肯定成問題了”。

          這段視頻随即引發關注,浙江省人社廳負責人連忙回應:員工頻繁無序流失是企業的一大痛點,那句話針對的是惡意頻繁跳槽等行為,正常離職不受影響。

          這位負責人所說的惡意頻繁跳槽,可能指的是一些媒體報道過的“職場勞務碰瓷”。比如故意不簽勞動合同,通過勞動仲裁索要二倍工資;主動不要社保,事後舉報索要補償;還有人一年内換了11家公司,申請仲裁11次,提起訴訟8次,訴訟請求都是索要加班工資……

          可此類問題并非無解。以不交社保為例,如果企業嚴格遵守勞動法規,依法繳納社保,那就不用怕被要挾。就怕有的企業為了省下社保錢,半推半就,甚至主動建議應聘者不交社保的要求。

          果真如此,被員工索償,隻是在為當初的決策買單。至于給加班工資,難道不是應該的嗎?

          就算有“碰瓷式職業維權人”(極其罕見),無論是提起勞動仲裁還是訴訟,都要用證據說話的。如果勞動者提供虛假信息欺騙公司,或者嚴重違反公司規章,公司也有權解除勞動合同,無需賠償。

          現實中,絕大多數人都是老老實實搬磚——大家都知道頻繁跳槽對找工作不利,也不可能靠企業賠的那點錢過一輩子。

          某招聘網站發布的《2019春季跳槽報告》顯示,白領們決定跳槽的根本原因還是“錢”,有64.22%的白領表示因薪酬不理想而跳槽。此外,企業發展前景不明、晉升受限和福利待遇也是促使白領跳槽的主要原因。

          就算有一些人頻繁跳槽,往往也是不得已而為之。有數據顯示,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僅為2.5年。浙江的情況也沒有好太多,去年《改革開放40年浙商生存發展報告》顯示,從1978年到2018年,浙江存活10年以上的市場主體約占總數的三成,而注吊銷市場主體的平均壽命隻有3.7年。

          如果某個行業不景氣,其中的中小企業日子自然不好過,員工也就很可能頻繁跳槽。在一些企業眼裡,是這個員工對企業不忠,惡意跳槽,但在旁人看來,他隻是在找一份穩定些,能養家糊口的生計。

          在勞資關系中,相關部門不能“拉偏架”

          近年來,不時有企業界和學界人士抱怨,中國的勞動法太超前,對企業要求過多,對員工過度保護,損害企業競争力。

          上文的那家企業也覺得開除員工需要賠償,但“員工要走,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”,似有不平之意。

          不過,她有沒有想過她的企業對員工的吸引力怎麼樣?在一線大城市,戶口很金貴,一些企業就以給戶口為條件,要求員工服務數年,否則就要交一大筆違約金。這樣的單位,即使工資很低,還是有人擠破腦門願意進。即便員工拿到戶口就跳槽,不少法院判決也會基于誠實信用原則,酌情裁定員工向企業的賠償(數額一般會低于協議約定)。

          所以說,企業想留住員工的辦法很多,無論是薪酬,戶口,還是職業發展,有一樣就行。什麼都沒有,還想限制員工自主擇業權,企業自然招不到人,留不住人。有網友這樣嘲諷自己的老東家——總是讓我們學某某公司的狼性,卻不學人家的福利待遇,結果學成了個哈士奇。

          更重要的是,“勞動法過度保護員工”的觀點,與社會的普遍認知相悖。我們聽到過、看到過太多勞動者權益受損害,忍氣吞聲的例子,卻少見相關部門出手相助。

          相關部門急企業所急沒問題,但在此之前,也要問問自己勞動者合法權益保障的怎麼樣——如有網友發問“8小時上班制度,周末雙休制度,有幾個企業能做到?為什麼不把這些列為企業征信?”

          信用體系要建設,但權力邊界一定要明确

          在現代社會,信用就是财富,完善的信用體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,增強人們之間的互信,沒人會反對建設信用體系。

          不過,收集什麼信息;拿這些信息做什麼;誰有權看這些信息,這些更重要的問題一定要公開透明,讓公衆參與決策。

          以德國為例,德國的"通用信用保險保護協會"(SCHUFA)是一個民間機構,與官方無直接關聯。該機構目前掌握有6630萬個人以及430萬企業的信用相關信息,并給出評級。SCHUFA評分較低的人,在銀行貸款、租賃房屋時都會遇到不小的麻煩。

          不過,是否積極參與健身活動、是否遵守交通規則、是否定期看望父母這類問題不會影響SCHUFA的信用評分。《聯邦數據保護法》等多部法律還明确規定,征信機構不得在信用評分中體現個人的收入、存款、生活方式、消費習慣等信息。

          美國的信用平台則是由不同的信息渠道彙集成個人信用數據,涉及個人隐私的數據,隻能由律師、會計師等人調閱,相關部門絕對不能接觸這些個人隐私。

          目前,一些地方政府信用體系混亂,信用與商業行為不分,法律和道德不分,一些地方将欠繳水電費、亂闖紅燈、地鐵逃票,甚至兒女不定期看望父母等道德問題都納入信用評價體系。如今,跳槽這樣的市場行為也要納入信用體系?

         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院長丁曉東通過分析“被遺忘權”相關案例認為,數據收集并非越多越好,無論是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,還是現在特别熱門的數據隐私和信息隐私問題,一定要返回到數據治理的最初原則,以信息合理實踐和隐私保護為目的進行合理規制。同時,應更多關注信息合理流通、信息收集中賦予數據主體的一系列權利,如訪問權、更正權、知情權、删除權等。

          建設信用體系有必要,但收集什麼信息要有邊界。信用體系可以讓社會更守信,讓交易更便利,但它不該、也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成為“道德完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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